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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

‌ 10月9日下午3时，革命党人孙武、丁立中、李作栋、王伯雨、邓玉麟等人在位于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制作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，暴露了目标。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在全城抓捕革命党人，并处决了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3名革命党人。眼看清廷就要将武昌起义掐死在摇篮之中，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提前到10月10日晚发动武装起义——后来，10月10日成为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和中华民国的国庆日。

当晚，熊秉坤按照事前的约定，率领工程营革命军攻打楚望台军械库。楚望台是明朝楚王朱桢修建的一座高台，他经常登上高台，遥望京城，感怀父亲朱元璋的恩情，因此被命名为"楚望台"。清朝末年，清军在楚望台修建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军械库。

根据记载，10月10日晚7时许，熊秉坤下楼后，吹哨笛集合队伍，对空连放3枪，随即率领工程第八营向楚望台军械库发起进攻，并迅速将之占领。楚望台军械库是武昌起义军队占领的第一个目标。熊秉坤被称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革命者，人称"熊一枪"。

1913年1月23日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了授勋命令，授予包括熊秉坤在内的多位武昌首义功臣"勋五位"证书及徽章。后来，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将这枚徽章捐献给武昌起义纪念馆。

第一枪另有其人

然而，熊秉坤自己却否认了"武昌起义第一枪"的说法。

1912年，熊秉坤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，撰写回忆录《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》，提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另有其人。

熊秉坤写道："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，得坤改定时限信后，方将准备一切，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，带护兵二名从之。金见事败，疾呼曰：‘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！中一会员程定国（正瀛）持枪开击，陶带伤逃死于家。于是人声沸腾，枪弹如雨，一、三排亦继起。"

根据熊秉坤的回忆，以及其他文献资料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天晚上的大致经过：10月10日全天，清军在武昌城进行搜捕，捉拿革命党人。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像往常一样，对军营进行查铺。当他查到第五棚的时候，看见该棚的正目（班长）金兆龙荷枪实弹，似乎有重大图谋，便喊人将他拿下，自己亲自出手准备去抢夺他的枪支。金兆龙见事情败露了，与陶启胜扭打起来，大呼："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？"就在这紧要关头，革命党人程正瀛（程定国）闻声赶来，打算开枪射击陶启胜，又怕误伤金光龙，便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。陶启胜负伤逃走，后带伤死于家中。

接下来，工程营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、右队队长黄坤荣、司务长张文涛等人相继赶来，全部被程正瀛开枪击毙。

1918年，熊秉坤在上海寓所撰写的《武昌起义谈》中，也有类似的记载："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，反率护兵二名，径奔余棚，意欲先发制人。呵下士金兆龙：汝造反乎？金答曰：‘老子即造反，汝将奈何？陶唤捕，金与陶扭，金不能胜，即呼曰：‘吾辈今不动手，尚待何时？同棚程定国（程正瀛）应声起，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，陶释金逃，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，此即首义第一也。"

除了熊秉坤，民国时期的武汉著名报人蔡寄鸥先生也持相同看法。武昌起义爆发时，蔡寄鸥已是《汉口中西报》《公论新报》等武汉报刊的撰稿人，近距离观察过这场重大历史事件。1958年，蔡寄鸥在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了一本《鄂州血史》，记录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。《鄂州血史》记载："程正瀛上好了枪，连忙赶上向陶（启胜）放了一枪，陶负伤逃走。"

就连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，也在《武汉春秋》撰文时指出："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，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。如单从时间上、狭义上说，他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。"

由此可见，程正瀛才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人。

DIRECTION

程正瀛

原湖北新军工程营革命大队部参议

程正瀛（1885-1916），湖北武昌（今鄂城）人。字定国。曾参加共进会会员，并任湖北新军工程营革命大队部参议。武昌起义时，协助金兆龙、熊秉坤一举占领楚望台，任敢死队排长、副队长。起义后任工程四营管带。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，投向北洋军阀，摧残革命志士，后被革命党人贾正魁抓获，沉江而死。

武昌起义第一枪

程正瀛（1885-1916），湖北省鄂州市泽林镇大山村人，先入湖北新军工程八营当兵，1908年加入共进会，后任工程营革命军第二正队第五支队队长。他积极响应孙中山民主革命号召，秘密联络同志，共谋反清大业。1911年10月10日，临近首义当晚，起义之事被当局察觉，金兆龙、程正瀛等革命党人与来巡查的反动排长陶启胜发生殴斗，程正瀛一枪击中陶启胜，从而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。